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竞争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追根溯源，清末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王韬无疑是中国亲历西方并向世界积极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第一人。
将儒家典籍推向世界
理雅各（1814-1897），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长期在香港从事教育和传教活动。1875年英国牛津大学设立中国语言文学教席，聘任理雅各为首任汉学教授。
理雅各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将四书五经第一次完整地译为典雅英文向西方读者进行系统介绍。在理雅各之前，对儒家经典进行翻译，只是零星进行，理雅各则是大规模地、完整地进行翻译。他的《中国经典》第一卷收录了《论语》和《大学》的译文；第二卷收录了《孟子》的译文；第三卷收录了《书经》的译文；第四卷收录了《诗经》的译文；第五卷收录了《春秋》和《左传》的译文，从1861年至1872年陆续出版。近年来海内外出版社又将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增补到七卷，增收的译文为《礼记》和《易经》。
要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难度是非常大的，必须借助中国学者的参与。在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有众多中国学者参加，而王韬的贡献是最大的。这一点，理雅各曾一再谈到。在《中国经典》第三卷前言（写于1865年7月12日）中，理雅各写道：“彼于1862年岁暮抵港，于吾精心所集之巨量藏书，特加赞赏，不时利用，并以满腔热忱进行工作，随处为余解释或论辩。彼不特助余工作，且于工作辛苦之际，并为余带来乐趣也。”在1871年的一封信中，更说：“尤其是迻译诗序，他的价值更为明显。只有第一流的本地学者才对我有价值，而在此我找不到任何人能与之比肩。”
从《中国经典》的注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王韬的独特贡献。第四卷《诗经》，第五卷《春秋》和《左传》，还有1885年首次面世的《礼记》，在这些卷中，经常可以看到王韬的注释。如果没有王韬这样一位“第一流的本地学者”协助，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是难以达到出版水准的。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出版已逾百年，“尽管有种种不足和生硬之处，但其译本至今仍为世界各地的汉学家视为标准本”（美国著名史学家柯文，见其所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3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仍是欧美人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权威版本。王韬功不可没。
亲历西方并传播中国文化
1867年，聘请王韬翻译《中国经典》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回国，招王韬西行。王韬遂于是年11月20日从香港启程前往欧洲，历时两年多。《漫游随录》即记其早年经历与在欧洲的所见所闻。这是中国文人以私人身份赴欧的最早、最全面的记录，也是王韬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生动见证。
在《漫游随录》卷二《伦敦小憩》中王韬写道：“三百年前，英国人无至中国者；三十年前，中国人无至英土者。”在《漫游随录》自序中，王韬不无自豪地说：“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即文人胜流亦复绝迹”。王韬是中国人到“泰西”（泛指西方国家）的“先路之导”，这并非夸张。在他到英国之前，虽然有两个中国学生韦宝珊、黄咏清在英国读书，有浪迹欧美多年的中国巨人詹五以及在苏格兰娶妻生子的华人胡某到过英国，但他们不足以担当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王韬到英国很久，中国才向西方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比郭嵩焘驻扎英国，更早了整整七年。王韬出色地充当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
首先，王韬是第一个在英国牛津大学演讲的中国人。受牛津大学校方邀请，王韬以华言（汉语）讲学，而且讲的内容是“中外相通之始”，他概述了中英交往的历史，并希望中英两国加深交往、发展友谊，寄语听演讲的学生成为有用之才。演讲的效果是：“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演讲结束后，学生向他请教东方的孔子之道与“泰西所传天道”有何同异，王韬的回答是：“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还说：“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
其次，王韬在英国多次以吟唱的方式传播古典诗词，推广中国文化，但这一点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未加以注意和重视。
一次是为少女爱梨吟哦白香山（居易）《琵琶行》一篇，“抑扬宛转，曲尽其妙”，“爱梨为之叹赏弗置，而更使予逐字度之”，“明日歌曲亦能作哦诗声，且响遏行云，馀音绕梁，犹能震耳”，说明即使是外国人，也能欣赏和传唱中国古典诗词。
另一次是在富商司蔑氏太太召集的上百人的聚会场合，“为曼声吟吴梅村《永和宫词》，听者俱击节”。
还有一次是受理雅各邀请，在苏格兰“会堂”“宣讲孔孟之道”两个晚上，即将结束时，“诸女士欲听中国诗文，余为之吟白傅《琵琶行》并李华《吊古战场文》，音调抑扬宛转，高亢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赏，谓幾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此一役也，苏京士女无不知有孔孟之道者”。苏格兰的士女算是领略了孔孟之道和中国诗词的魅力。
再次，王韬本人就是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他以其可见可感的形象和举止向西方社会传递了中国文化的信息。
他的穿着打扮引起了西方人的好奇和浓厚兴趣，时常发生一些有趣的误会。在游苏格兰亨得利时，就被儿童认作女性：
西国儒者，率短衣窄袖，余独以博带宽袍行于市。北境童稚未睹华人者，辄指目之曰：“此载尼礼地也”。或曰“否，詹五威孚耳。”
载尼礼地是中国太太（Chi⁃nese Lady）的译音;威孚是妻子（wife）的译音。詹五则是流落到英国的一个高个子安徽人。写到此处，王韬哭笑不得：“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
在游法国马赛时，一家酒馆的年轻女服务员“见余自中华至，咸来问讯。因余衣服丽都，啧啧称羡，幾欲解而观之”，令人忍俊不禁。
以上是王韬刚到西方的情形。等到他待了较长时间后，通过接触英国友人，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为图书馆题词，公开场合讲演及辩论等等形式，进一步宣传和弘扬了中华文化。
赴日文化交流
1879年，受日本友人的邀请，王韬以私人身份赴日考察，《扶桑游记》即作于此时。有日本东京“报知社”印本三卷(明治十二年出版上卷，次年出中、下卷)。
此记起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初七，至七月十五返沪之翌日止。其内容主要是详细记载中日文化界学术交流。
王韬访日一百多天，几乎每天和日本文人学者诗酒征逐，相互赠书、赠诗、题诗、写字、作序跋、代校勘。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曾访问中国、撰写《栈云峡雨日记》及诗钞的竹添渐卿，著《花竹堂集》的佐田白茅，《报知社》新闻主笔栗本锄云，《清史揽要》作者增田贡，汉学家安井衡等人。
王韬访日，是当时日本文化界一大盛事，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举。日本友人是如何评价的呢：
与贵国文人把臂于一堂之上，献酬交错，自隋唐以来，以近岁为始。（鹫津宣光）
贵国文人学士游敝邦者，百馀年间，时时有之。如先生者，可谓后来者驾而居上。（中村敬宇）
敝邦自唐以下，如晁衡、吉备大臣屡游中华，而中华无一名士东游者。今先生以中华名士游，夫岂偶然，愿留住以尽赏析之欢。（冈鹿门）
而王韬亦坦承和许多日本友人虽然大海相隔，但是心心相印，“未面已亲”，堪称“神交”，“金石之交，乃得之于海外，此真意想所不到者也”。
《扶桑游记》出版时，日本友人重野安绎、中村正直作序，龟谷行、平安西尾跋，亦可见出王韬深受日本文化界欢迎及推重。
王韬的《漫游随录》收录了一些他在英国作的诗词，抒发了一个报国无门、不得志的书生的抑郁和愤懑之情，象“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可怜独立苍茫里，抚卷聊看现在身”，不过他的爱国激情依然洋溢，“尚戴头颅思报国，犹馀肝胆肯舒人？”王韬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不正是他的“报国”之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