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31年前那次高考的参加者。（编者注，此文作于2008年）
后来才知道，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拍板决定恢复高考。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发布了“恢复高考，本年度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消息。
尽管当时这条消息在好多报纸上都刊载了，包括我家乡所在的盟出版的《昭乌达报》也刊出了，然而，我确切了解这消息，却是通过口耳相传这种最原始的信息渠道。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我的家在高寒地区的一个偏远的山村，村子里没有通向外界的公路，也没有电话，赖以与外界联系的只有广播喇叭。这种喇叭，一家一个，挂在墙上。偏偏那些天，喇叭出了故障，一会有声音，一会没声音，有声音时，也像感了冒一般，或混沌一片，或丝丝缕缕的，听不清楚。记得村子里有人听到了这广播来跟我说起过。但，一是因为说得简单，二是因为我觉得高考大概有条件要求，像当时实行的推荐上大学一样，轮不到我。便觉得与自己无关，也就不曾给予特别的注意。
过了几天，我家里来了客人，是我的一个亲戚，也是我的教师，他在公社教书，是专程从公社赶回来的。我记得他一进门就叫着我的名，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你怎么不报名参加高考呀？！”接着就向我说了他所知道的此次高考的有关情况，并鼓励我报名：“这是很难得的机会，试一下吧！”我说出了我的担忧：一是怕轮不到自己，二是怕自己成分略有点高，不符合政审条件，他坚定地对我说，这次高考是大家都可以参加的，是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只要历史清白就可以参加。正是在他的鼓励下，在父母的支持下，我才有决心参加高考。到现在，我还记得我那位亲戚、那位老师跟我说话时恳切由衷的表情和语态，每次想起来，我都从心底里涌出对他的深深感激。
那时高考的报名，政审等一系列事项很多。我当时离有照相馆的地方很远，正发愁照片的事情，我有个同学说他哥哥有相机，我们自己照吧，于是我们就自己照相，洗相。折腾了好长时间，洗出来一看，人是暗红色的，再去照吧，时间不够了，于是就那么对付着贴到报名表上了。心里还老悬着，十分不放心，老怕因照片而影响到录取。
那年的12月初，我步行了25里路到公社去参加高考。我们住在公社学校的学生宿舍里，天气很冷，30多个人住一个大屋子。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好多知青都有复习资料，心里着实地羡慕。
1977年10月24日《昭乌达报》转载新华社恢复高考的消息
当时的昭乌达盟属于辽宁省，作文题目是“在沸腾的日子里”、“谈青年时代”，是二选一。我选了“在沸腾的日子里”。以当时的情况看，“在沸腾的日子里”这一题目分明是要求记叙粉碎四人帮时各地因庆祝而沸腾的场面的，而我却写了一个农村的老头儿的几件事情，不过是有一条线索连在一起的，那线索就是我开头的一段话，现在以叫作“引子”，我记得那“引子”的大意是：“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祖国的人民、祖国的山山水水都沸腾了，形成了一条沸腾的长河，请允许我在这长河中撷取几朵美丽的浪花，献给敬爱的读者。
考完了语文出来，遇到我的人，都问我作文是怎么写的，我如此这般地一说，大家纷纷摇头，说我写跑了题了，怎么不写敲锣打鼓呀，大家都如此说，我也没有主见了。心情很沮丧。考完了，赶夜路回家。当时刚下过雪，又要爬几座山，情绪极端低落，一路上往心里不知流了多少泪水。
既然别人都说作文跑了题，自己也没了信心，于是也就不敢向别人打听高考的事，甚至有人一说起相关的话题，自己就离得远远的，当时，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已经两年多了，心里想着，也该收下心来好好地学习一点生活的本事了，于是趁着冬闲，学了不少庄稼人的细活，像攒绳子什么的。
过了春节，我去公社赶集（到集市上去买东西），在街上遇到了公社的民政助理。他一见我就非常高兴地说：“我正找你们村子里的人呢，想给你往回捎《录取通知书》，你考上辽宁大学了，是中文系。你来了，正好。”我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种心情，此时想起来，依然无法用语言表达。
那年高考报名，好像是中专、大专、大学都可以报在一起。我为了保险，是先从低处报，先报了赤峰卫校，接着是锦州铁路运输学校文科示范班，接下来是辽宁大学。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昭乌达盟教研室编写的《在沸腾的日子里（1977年高考作文选）》，里面有我的作文，还给了很好的评语，我才知道我的作文没有跑题。
再后来，我接触到当年评阅过我语文试卷的几位老师，才知道，我的高考作文阅卷过程中确实经历了一个由跑题到不跑题的过程，据知情人士讲，在初评时，有的老师认为我的作文没有写大场面，没有表现出鼓乐喧天的气氛，便按跑题给了一个很低的分数，后来，负责复查的老师发现这篇作文，认为写得好，能以滴水映狂澜，经过讨论，给了一个高分，并选入了这本《高考作文选》。
现在我们知道的背景是：这次高考，全国570万青年参考，录取数是27.29万人，考试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只有29:1，录取率是3.4%。据有关人士回忆，1977年，昭乌达盟2万多人参加高考，大中专院校录取530人。录取比例大约是40:1。如果仅计算大学生的比例，录取比例大约1%，远远低于全国的录取水平。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也是参加考试人数创纪录的一年。从1977年冬到1978年夏，半年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考试。
人的一生，充满着如果与可能。我常想，如果不是那天我的老师专程来鼓励我，我就很可能错过了这次考试机会；如果不是有的老师认为我的作文不是跑题，而是好作文，我就很可能名落孙山；更主要的，如果不是与改革开放相伴而行的国家恢复高考的决策，我们这些考生就没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30年来，改革开放逐渐有序地实现着对人的解放。这解放是那样的得体，又是那样的有力，有如春风时雨，让人在感到温暖舒适、神清气爽的同时，实现着对旧的不适宜的东西的坚决冲刷与荡涤。
30年来，随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我的家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了公路，通了电话，家家都有了电视，不少人还用上了手机，我们当时因为时间与空间条件的限制所感到的不方便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得不到通知或信息而误掉大事。
30年来，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人们的认识里，不唯成分论了，也不会有学生担心会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而影响上学了，青年学生现在大都在祖国母亲的和煦阳光下幸福地成长着。
30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学校学习，创造，在他们的头脑中传统的不合时宜的束缚和羁绊越来越少了，他们的作文，奇思妙想相间，壮采柔情迭乘，人们也已经早就不会轻易地认为作文必须按着一个固定的格套来写作了，当然也就不会轻易地认为别人的作文跑题了。
这些变化，点点滴滴，反映着30年来改革开放所达成的对人的解放，反映着人们在思想解放过程中不断地累积着的思想福祉，展示着改革开放的最为坚实的果实，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无限的幸福。
1978年3月，我到辽宁大学报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老师、同学、书籍、城市，汇成了我心中的一片深湛的又波光潋滟的海，一片充满青春气息与创造活力的海。我和我的同学们，始则拙笨后来也不怎么自如地在里面漂浮沉潜，获得了好多快乐，学会了好多东西，当然，也吞下了好多因为自身青涩而不得不吞下的苦水儿。但我们可以说，我们都努力了，并且也都在努力中成长了。
入学不久，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大潮汹涌，百废待举，百废将兴，蓬蓬勃勃。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如经霜之腊梅，绽放报春，出现了复苏与渐趋繁荣的良好势头，老师们有了用武之地，认为自己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教起书来，非常用心力。学生们入学之后，看到了学问之大，书籍之多，已入宝山，岂肯空归，那种如饥似渴，焚膏继晷，小跑着学习的景象，至今犹在目前，不能忘怀。老师们在课堂上介绍的，曾经被列为禁书的名著，一批批地解禁，一本本地开始出版发行，我们便一波又一波地传递着这解禁带来的兴奋，遗憾的是当时没有钱，好在大家都一样，差距不大。于是在我们几个宿舍，开始在屋子中间的桌子上多了一个酱油瓶子，多了一袋子味精，多了一袋子盐，同学们都打价格最低的饭菜或汤，回来在菜里或汤里加上点酱油、盐、味精，有的干脆就不打菜，只打饭，来自己弄水调汤。退掉饭票，省下钱来，星期日一早，大家一起到皇姑书店或太原街、中街的书店去排长队，去买新出的书籍。那时，在公共汽车上，在路边人行道上，常常见到同学们在埋头看书，有的车过了站，有的树碰了头，那叫真的投入。那种读书的感觉，让我们忘掉了阮囊羞涩，忘掉了生活的拮据，忘掉了有时为了买一张电影票而造成的辘辘的饥肠。
当时，因为交通不便，因为人们之间的不相往来，更因为人们观念上以不忘本为评价人的标准等原因，我们到了学校之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各地方言间的理解与交汇，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师给我们讲哲学，要论讲课的水平，这老师虽说不上特别的好，也不是不能容忍，但是，因为这老师在课堂上老是把概括的“括”读成“GUA（瓜）”，我们有的同学就在下面说，什么老师了，连个概括都不认识！这样，不断地说来说去，结果是那个女老师不能给我们上课了，用现在的话说，我们让那个老师下课了。这些年，由于不断和南方的同志们交往，我们发现，把概括的“括”读成“GUA（瓜）”的大有人在，我从心里想替我们的同学们对那个老师说一句，对不起。
当时学校招收了一些留学生。于是我们年级的同学有的就被选去陪读，到那个被大家看得比较神秘的留办楼里去陪读。时日一长，那些同学就往往多了一点自豪感，在言谈中有时不经意的，有时也可能是故意的，带一两句英语，大概也都是洋泾浜，比如太 thank （感谢）啦！非常 sorry （对不起）之类的。有的同学看不下去他们这种不土不洋的劲儿，于是就给他们难堪，并且还不是一次两次。
学校毕竟是学校，真的是那样的包容，又是那样的无情地流动。我们毕业了。毕业时，我被分配回家乡，我入学时是辽宁人，毕业时由于行政区划改变，成了内蒙古人，于是被分配回内蒙古，到内蒙古后再进行二次分配。就这样，我和我亲爱的同学们，带着我们的理想与我们各自用从口里省下来的钱买来的书籍回到了内蒙古。不久，我开始了一直向往的大学教师的生涯，我勤勤恳恳地教我的学生读书，做学问，做人，爱国，正直，心无私曲，并且，像我的师长当年对我一样，我从心底里关爱他们，把自己的所学所悟一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对教书生涯，我始终很喜爱，可以说是一生以之无怨无悔，我经常真城地要求我的学生勇敢地去创造，去尝试，常对他们说的话，也是我上大学期间师友们勉励我的：“弓一经张开，便须放出响亮的一箭”。
3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阅读，不会再那样的依赖纸质的文本，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也变得众多，而且便捷。我们不会再因为买一本书去排起长队，我们也没有了那种身体与精神上极大满足的饥肠辘辘的感觉，虽然因此而少了好多期待的色彩，我们还是为我们的学生们的学习条件而高兴。
30年过去了，交通的便利，信息化的推进，时空距离的缩小，交往领域的增加，使得我们习惯了也接受了各地方言的差异，虽然我们在推广普通话，但我们不但不会再因为一个人的方言而去误解他的意思，而且还会很小心地善意地去安慰他，不让他感到异样。
30年过去了，随着与国外往来的日益增加，不少人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语言交互使用的情况，有时还为了交往的需要出现一些洋泾浜的情况，以满足交际双方的实际需要，以达成交际双方的共同目的。这一点，虽然至今尚没有人特别地予以总结，我还是认为，这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所获得的很大一片自由天地与一笔不能用货币计算的精神财富。
我撰写本文的时候，在“孔夫子读书网”上看到了一则信息，在该网“书店联盟”中的“春秋书店”页面下的“文革书刊资料”类别中，有昭乌达盟教研室编的《在沸腾的日子里（1977年高考作文选）》出售。在网站上，还有该书的封面照片。我很高兴，依网站上的电话打了。店主崔先生很热情，听我说完了原委，他很慷慨地应允要把此书送给我，我自然由衷感激。